“出售美国”? 站在K街看西方政治游说产业链

编辑:小豹子/2018-09-18 19:53

  “他们行事低调,态度谨慎,生怕触犯任何美国法规,但出手大方。”游说从业者麦克马洪观察,中国企业的公关往往“临时抱佛脚”。

  权力在向外界开放之前,难免会伸展出一条条隐秘的通道,而K街的游说者正扼守在这些通道上伺机而动。

  28岁的得克萨斯青年罗伯特·麦克马洪(Robert MacMahon),已混迹于K街四年多。

  “好日子来了!”接受采访时,麦克马洪或慷慨陈词或委婉请求,却难掩南部美国人的直爽性格,“这一套都是跟老板学来的”。

  地处华盛顿“K街”的尽头,麦克马洪所在的游说公司只有一家办公室兼会客室。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以及对多国发起贸易战,游说公司迎来大选之后的新一轮商机。

  “人脉蕴藏着最大的机会!”

  北连乔治城,东通国会山,K街见证着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也毁誉参半,不少“阳谋和阴谋”皆诞生于此。

  “这里有大把的机会,人脉则蕴藏着最大的机会!”从业初始,“菜鸟”麦克马洪整天忙碌于案牍之间,多数时间为一些中小企业撰写项目申请文书,偶尔会有机会陪同议员助理吃顿“工作餐”、打高尔夫球或者去健身房。

  游说业鱼龙混杂,K街不乏机会,甚至新闻界和文艺界人士也能在此找到素材和灵感。2005年,德国广播特写独立制作人岩斯·亚里许的《K街——吸毒和卖淫景象的画面》,获得欧洲奖最佳广播特写,仍是欧美广播教学的经典案例。

  通常,各大游说公司大都“逐权而居”,纷纷搬到离议员更近的地方。但各家游说公司都要在K街保留总部或办事处,以便招揽生意。

  麦克马洪所在的游说公司并不入流,客户只不过是一些小微企业,或者承接大型游说公司分来的“残羹冷炙”,协助联络一些“后座议员”或替补角色。

  麦克马洪尚不是“注册说客”,他见到大腕议员时还会略显紧张。但是,这名游说界的“菜鸟”却给自己定下“小目标”:竞选议员,投身政界,逐步跻身华盛顿的权贵圈。

  他发现,每当中期选举或政府换届后,都会有大批议员、官员进入游说业,他们不仅人脉资源丰富,还能摸清现任议员、官员的思路和行事风格,游说的成功率很高。

  美利坚大学政治历史学家阿伦·利希特曼稍早前的统计可佐证麦克马洪的观点:大约40%的众议员离开国会后变身说客。美国反腐组织“立法风暴”的调查也表明,过去十年间,约有5400名国会职员加入游说活动,六百多名现任国会职员则曾从事过游说业。

  议员、官员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人员双向流动,被通俗地称为“旋转门”。这群有过从政经验的K街说客,主要集中在20家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公司。

  为中国人所熟识的基辛格,正是走过“旋转门”的范例。上世纪60年代,基辛格以哈佛大学学者的身份进入政界,卸任国务卿后创建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。

  游说是吸金的暴利行业。通常,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40万美元左右,但议员转身游说业后年薪可达百万。前密苏里州众议员理查德·格法特(Richard Gephardt)建立游说公司的第一年,就实现收入700万美元。

  外界对于游说业的规模评估莫衷一是。按照美国参议院公共记录办公室的数据, 2017年美国有登记的说客数量为9617人,游说经济规模仅为8.6亿美元。

  “美国的游说行为呈现转入地下的新趋势。”但美国政治观察网站(OpenSecrets。org)估计,实际从业人员可能已超过10万,年实际收入可能在90亿美元左右。

  折中计算,平均每位国会议员围绕着二十余名游说者,身后还有10万名未注册的咨询师或所谓“战略顾问”,他们默默地收钱去影响政府和议会,但不肯透露自己客户的真实身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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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“西海岸自由主义”到K街常客

  “短短几年时间,亚马逊悄然从一只吉娃娃成长为大丹犬。” 《华尔街日报》2018年6月的文章援引布鲁斯·梅尔曼(Bruce Mehlman)的话说,后者曾在前总统小布什政府担任高级信息政策制定官员。

  二十多年前,当杰夫·贝佐斯(Jeff Bezos)创建亚马逊之初,他还希望这家网上书店能够远离“讨厌的政治圈”,一度还曾为避税而考虑将总部设在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区。

  如今,亚马逊已从一家网上小书店成长为电商巨头,贝佐斯也一改初心:为了避免被政府过多影响,干脆把自己变成一支能够影响政府的巨大力量。

  《华尔街日报》文章透露,过去5年间,亚马逊用于游说的开支增长400%,2017年已接近1300多万美元,其开支超过埃克森美孚、沃尔玛等传统工商巨头,而直逼谷歌母公司的游说支出(1800万美元)。

  如出一辙,初创之时的谷歌也曾不屑于花钱游说华盛顿政治圈。

  “它们曾经骄傲地认为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难题,成长却带来越来越多来自政治、法律和市场等层面的烦恼。”游说从业者麦克马洪认为,“它们不得不改变这个偏见。”

  凤凰彩票娱乐平台(5557713.com)美国互联网企业普遍诞生于“硅谷”,大多奉行“西海岸自由主义”,政治参与度相对较低。直到1998年,微软公司接连遭遇反垄断诉讼,整个互联网行业才意识到政治游说的重要性,纷纷成为K街上的“常客”。

  2014年3月,一家名为FWD.us(意为“前进吧,美国!”)的游说集团高调亮相。该组织由Facebook创始人马克·扎克伯格联合多名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大佬组成,包括雅虎总裁玛丽萨·梅耶尔、谷歌董事长埃瑞克·施密特,以及微软主席比尔·盖茨和总裁鲍尔默等人。

  游说集团FWD.us战果显著。四年来,它努力让政府放宽对技术出口的管制,成功叫停网络征税议案,还多方推动移民政策改革,以便吸引来自中国、印度和日本等国的技术精英集聚“硅谷”。

  通过雇用公关公司进行密集的政治游说活动,美国大公司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:2009年,一项针对美国50家公司的调查就显示,对游说投资可带来高达22000%的收益。

  “越是大客户,游说的利润率越高。”对麦克马洪所在的中小游说公司而言,军工、医药、能源、房地产等行业巨头可望而不可即。其中,波音、洛克希德—马丁等在华盛顿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有数百人之多,直接参与游说业。

  军火商是K街最悠久的客户。早在19世纪60年代,塞缪尔·柯尔特就开始向华盛顿的政客赠送枪支,为他的左轮手枪生意延长专利权保护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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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第四权力中心”的跨国生意

  “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后,毫无疑问与共和党(议员和官员)的关系亲密会更有竞争力。”一名前众议员直言不讳地表示。

  游说公司的业务正反映国会党派势力的此消彼长,但真正有战略眼光的游说公司会帮助客户“两边下注”:一边聘请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游说公司向国会的多数派吹风,也不忘委托亲民主党的游说公司向少数派议员传递消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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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继行政、立法与司法之后,K街被称为“第四权力中心”。近年来,K街正经历全球化的冲击,它的生意逐渐超越党争,客户范围则来自世界。

  2018年初夏以来,美国对多国发起贸易战、关税战。来自美国的纺织和制造利益集团,是对华贸易战的支持力量,它们激烈地指责中国同行抢走了市场份额和就业岗位,联合工会力量组织游行,并雇用多家来自K街的公关公司游说华盛顿。

  对于贸易战、关税战,一些在华商业利益巨大的美国公司则持有谨慎或反对立场。波音、摩托罗拉、美国国际集团等位列美国财富500强的大公司,以及代表农场主利益的行业组织,则制作电视广告等积极展开游说。

  “确保美国市场面向中国商品的开放,确保中国市场对于美国投资的开放。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魏斯曼(Robert Weissman)认为,正是跨国公司推动着全球自由贸易。

  “他们行事低调,态度谨慎,生怕触犯任何美国法规,但出手大方。”游说从业者麦克马洪观察,一些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也成为K街的客户。

  公开资料显示,2005年以来,阿里巴巴、百度、华为、中国银行、中海油等陆续在美国《游说公开法案》上登记,并与K街一流的游说公司合作。

  阿里巴巴的游说触角公开伸展到华盛顿。据彭博社报道,阿里巴巴2011年收购雅虎服务时,曾雇请公关公司杜波斯坦集团协助。四年后,阿里巴巴在美遭遇“恶名市场”危机时,再次邀请公关公司出马。

  “中国公司游说在总的资金投入和雇用游说公司中仍显不足。”美国经济学家保罗·布鲁门萨尔评价说,相比日本和欧盟,中国企业的游说集团在战略和战术上尚有进步空间。

  中国企业趋向“临时抱佛脚”。麦克马洪抱怨说,“往往在双边沟通出现无法逾越的障碍时,(中国企业)才会想起K街上的游说人。”

  多年来,尽管中国企业小心翼翼地遵守政治游说的法规,还是遭遇到有差凤凰彩票官网(fh03.cc)别的对待。一些法案明确限制美国退休高官或议员参与有关国家的游说活动,中国不仅在所限国家名单之列,甚至还直接面临“国家安全审查”等歧视性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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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整顿K街

  政治游说总是毁誉参半。美国大诗人惠特曼对政治游说深恶痛绝,“生来就是自由出卖者”。

  建国之初,为了摒除金钱对权力的侵蚀,华盛顿等美国的国父们有意将首都设在一片沼泽地中,远离当时的经济金融中心。这片沼泽地却衍生出今日繁华的K街,游说腐败则成为挥之不去的政治痼疾。

  迄今,最为典型的游说腐败当属杰克·阿布拉莫夫案。凭借着与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的密切关系,阿布拉莫夫神通广大,仅在前总统小布什入主白宫的一年里,阿布拉莫夫就与政府人士频繁接触两百多次,甚至能“买通”总统以接见一名外国首脑。

  不过,这并不是这名“游说大鳄”的最大手笔。2012年,阿布拉莫夫为美国印第安族部落开办赌场向国会游说,获得了至少8000万美元的暴利,正是这笔巨款让他身败名裂。

  法庭上,阿布拉莫夫最终被迫承认犯有共谋、欺诈和逃税三项重罪,还牵连出美国众议院领袖汤姆·迪莱、众议院共和党行政委员会主席奈伊等二十多名议员及助手。

  政治游说激化了美国贫富差距的矛盾。按照经济学家曼瑟尔·奥尔森的观点,并非所有的公民组织都具有同等的集体行动能力,只有那些组织能力最强、最有钱的团体,才可能通过游说撬动财富再分配的杠杆。

  作为外来客户,外国政府涉足美国游说业更是引起美国各界的警惕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,财大气粗的日本政府一度成为K街上的座上宾,不惜巨资化解盛行的“日本经济威胁论”。

  不料,日方的公关活动却因用力过猛而适得其反,一部名为《代理人的影响》的著作就认定:日本通过游说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,已达到“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程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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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游说业被批评为“出售美国”。多年来,亲以色列的犹太人组织以较高的游说成功率而声名在外,流亡美国的古巴反卡斯特罗势力也不可小觑,至今仍影响美国政府对古巴的制裁政策。

  为规范政治游说业,美国设计出一整套管理体系。早在1938年即实施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》,1946年通过《联邦游说管制法案》,1995年颁布《游说公开法案》,1998年又有《游说公开技术法案》出台,这些法案还经过多次修订。

  近年来,最严厉的管制措施发生在奥巴马时期。一上任,他便颁布名为“行政部门人员操守承诺”的行政法令:禁止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接受注册说客的礼物;曾担任说客的人员必须离开说客集团两年后,才能进入政府工作;政府工作人员离职两年内,不得为与其在政府工作有关的企业游说。

  法令一公布,即迎来共和党人的当头一棒:奥巴马所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林恩曾任军火商说客,卫生部副部长科尔也曾为禁烟组织做过说客。

  “法理难除人情,这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逻辑。”麦克马洪介绍说,尽管收费说客必须向国会登记并定期报告客户情况、游说内容和开支,一次游说花费也不得超过50美元,但狡黠的游说公司不难找到变通之法。

  这也是行业潜规则:不许宴请送礼,可通过大量购买议员的文字作品来代替,如若能在竞选时协助议员“募捐”筹款,将会得到议员更多的依赖和感念。

  美国国会已离不开K街,历经数轮幕僚和调研机构大裁减,国会山的体制记忆和行政技能还保留在游说行业之中。何况,权力在向外界开放之前,难免会伸展出多条隐秘的通道,而K街的游说者正是站在这一条条通道上。

  “(在美国)利益集团的历史比建国还要久远,人民享有请愿权和言论自由权,并受到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保护。”麦克马洪认为,尽管沉疴依旧并备受诟病,但K街的游说业存在着历史、法理与市场需求等多重缘由。

  作者: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梁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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